会见后的复盘和总结

会见后，应及时根据《会见提纲》整理出《会见笔录》，并对整个会见过程进行复盘和总结。通常，我会结合《阅卷笔录》一起整理，既可以再次梳理案件、熟悉案情，又可以再次发现新问题，对后期确定承办思路和辩护意见有很大帮助。

综上所述，会见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承办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不仅关系到后期庭审的辩护意见，甚至关系到整个案件的承办思路，任何承办法律援助刑事案件的律师都应当做好每一次会见。

刑事会见当事人注意事项

1、不能为当事人传递任何案件线索，包括检举揭发犯罪的立功线索

一方面，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明确规定，犯罪分子通过贿买、暴力、胁迫等非法手段，或者被羁押后与律师、亲友会见过程中违反监管规定，获取他人犯罪线索并“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有立功表现；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有律师因为当事人传递立功线索制造“假立功”涉嫌徇私枉法罪、包庇罪、行贿罪等罪名而被采取强制措施进入审判程序的（典型案例：在云南李志伟涉嫌贩卖毒品案中，2007年底，因为李志伟涉嫌贩卖毒品案，3个警察、两个律师、1个线人，在“好处费”的诱惑下，联手制作假立功材料，想将一名贩毒者“保下来”，不料东窗事发，不仅虚假立功不予认定，其6人均被提起公诉。一审判决后，其中几名被告不服提起上诉，2011年9月，昆明市中院作出二审裁定，维持原判，两位律师终被判处徇私枉法罪，分别获刑3年6个月、1年6个月有期徒刑）。另外，也不能透露其他同案犯是否被抓捕归案的消息。鉴于此，律师在会见时是不能从事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

2、不能让当事人使用律师的手机与外界通电话

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手机让当事人与外界通电话首先违反了看守所的相关规定，直接的后果将导致律师会见因违规而被终止，甚至看守所将此情况通报给司法局、律师协会，使律师遭受纪律惩戒；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一旦当事人通话导致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材料的后果出现，提供通讯工具的律师则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而被采取强制措施。

3、不能用各种方式与当事人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

这里的各种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教唆、暗示等方式与当事人交流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尤其在会见后，不能有意无意透露给当事人亲友关于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信息，尤其不能将具体的证人、证言、证物等内容透露给当事人亲友。在共同犯罪中，不宜直接告诉当事人其他被告人是怎么说的，以免有串供的嫌疑。虽然在刑法上，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即“律师伪证罪”、《刑法》第306条）需要有犯罪的主观故意，但在司法实务中，尤其是在做无罪辩护的刑事案件中，只要律师客观上有上述行为，且造成了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后果，公安机关往往会以涉嫌犯罪为由对律师采取强制措施，即便法院终以欠缺主观故意为由判决律师无罪，但此时律师已被羁押一、两年了，控方打击惩罚律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此，作为辩护律师对此不能不谨慎。

4、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绝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

这里的非律师指的是执业律师、实习律师之外的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非律师会见需要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因此，不能带非律师参加会见，更不能带当事人家属参加会见，当事人家属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带其会见极有可能引发串供、毁灭、伪造、转移证据方面的刑事风险。

5、不能向当事人传递监管场所禁止的各种信息、物品

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之间传递纸条、信件（但可以告知当事人家属关于其在看守所具体的通信地址、告知其通信内容一般不宜涉及案情，因为看守所与监狱是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食品、药品等；不能为当事人在其他授权委托书、合同上签字提供帮助（很有可能与涉案财物、证据有关而触犯法律风险）；不能为当事人与其亲友传递任何关于密码、暗语信息等有可能妨碍侦查审判的行为。当事人有什么话要转达家属时，律师告知其应于生活上、家庭事务方面。因此，对当事人要求转达一些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事项的时候，要明确告诉这不能转告，如果当事人一再坚持，也必须注意分寸，该转告的就转告，不该转告的坚决不能转告。

会见权的相关特征

1、这里的律师会见特指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行使会见权。律师会见权是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权利。如果律师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或者在从事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中会见当事人的，一般不称“律师会见”而称“会见当事人”。

2、法律设立律师会见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其诉讼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特别是那些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其正处于被羁押、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状态，他们在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时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律师与其会见，了解其愿望，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可代理其提出申诉、控告，是其实现诉讼权利的有利途径。

3、律师会见的权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授权，二是基于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地位而享有的权利。前者以委托人的权利授权为前提，目的在于弥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身辩护能力的不足，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为申请取保候审、代理申诉控告。后者是基于律师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由法律赋予的权利。律师通过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向其了解涉嫌罪名和相关案件情况，以便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无罪”、“罪轻”的辩护意见，是律师履行辩护人职责的一项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

自诉案件包括下列案件：

（一）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二）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

（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百六十九条

凡需要提起公诉的案件，一律由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